诗人杨炎简介
杨炎简介
杨炎，中国常用人名，比较著名的有唐代宰相杨炎、国际标准舞选手杨炎和梁羽生小说中的杨炎
个人简介
杨炎杨炎，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卒于德宗建中二年，年五十五岁。美须眉，峻风寓，文藻雄丽，豪爽尚气。父丧庐墓，号慕不废声。河西节度使吕崇辟掌书记。德宗时，累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两税法，一变租庸调旧制。当时便之。初炎矫饬志节，颇得名。后党元载，坐贬。及得政，睚眦必仇，果于用私。以刘晏劾载及己，贬晏忠州，诬而杀之。及罢相，为庐杞所构，赐死。后诏复官，谥平厉。炎著有文集十卷，制集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系苏弁所编，并行于世。
唐德宗他是中国唐代财政改革家，两税法的倡行人。唐德宗时任宰相约两年，在财政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他将国家赋税从归皇帝私有、由宦官掌握的大盈库收归国库大藏库，恢复了安史之乱前国家公赋予皇帝私藏分管的制度，维护了国家公赋收支独立的原则。建中元年(780年)，杨炎主持在全国施行两税法。他提出与西周以后的“量出为入”原则相对立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概念；并主张“人无丁(丁男)、中(中男)，以贫富为差”，作为两税法的课税基础，抛弃了唐代原来以人丁为征课标准的租庸调制，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多寡，按每户的贫富差别进行课征。这使得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计资而税的两税法代替西晋以来计丁而税的制度，是一项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措施，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是一个大突破。两税法还采用以钱定税的原则，除谷米外，均按田亩计算货币缴纳，反映了唐代中叶货币经济的发展。两税法大为简化了税制，便利了租税的征收，免去了税吏许多催索的苛扰，不但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而且也减轻了人民负担。 杨炎唐代宗大历时，杨炎官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同掌诏敕的撰写，其文笔受到朝土的赞许；称为“常、杨”。大历九年(774年)杨炎升为吏部侍郎。与当时宰柏元载有戚谊，又受到元载的赏识和提拔。十二年，元载得罪被杀，他也遭到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十四年，唐德宗李适即位，崔佑甫推荐杨炎可以重用，因而从贬所召回，任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唐中央财赋，本储存太府寺所属的左藏库。安史之乱后，移贮宫廷的大盈内库，由宦官掌管。宦官中饱私囊，账目混乱，不可究诸。杨炎入相后，首先提出国家祖赋不能变成皇帝私产，建议把大盈内库财赋仍拨归有关部门管理。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建中元年(780年)，他建议废除租庸调制，创立并推行了两税法，为后代所沿用，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一大改革。
建中二年，卢杞入朝为相，杨炎与卢杞不合。同十月，遭卢杞诬陷，被贬为崖州司马。途中赐死。
个人贡献
革除弊政，倡行两税法
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即位，商议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荐杨炎有文学才干。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也曾听说过杨炎名声，于是就起用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旧制，凡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第五琦担任度支使、盐铁使时，京城中豪绅很多，索取赏赐不加节制，第五琦无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请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由宦官来掌管，皇帝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由此“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这样，宦官中掌管内库者有三百多人，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内库。杨炎任宰相后，决心革除积弊，就向德宗奏告说：“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杨炎的奏请政见，得以革除弊政，天下的人都很称赞他。 唐德宗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这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但征税时，官府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至此，租庸调制积弊甚久，“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到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可是掌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推行。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德宗坚信不疑，使之得以贯彻实施。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其他理财成就
杨炎在理财上的成就，除了创行两税法外， 还有两点值得称道： 其一， 他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开； 其二， 他在中国财政史上第一个提出“量出制入”原则， 开中国预算制度之先河。杨炎拜相后， 向德宗恳请：“夫赋税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 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察焉。”德宗准炎所请，皇室经费与国家政费遂重新分开，在君主政体下，杨炎能够说动皇帝改变主意充分展示了其勇气和智慧。不但博得当时人的称赞，而且为后世树立了好的先例。
中国古代财政制度，一向遵循量入为出原则，所以在清代以前，中国始终没有产生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本质上是量出为入的。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这里所谓“先度其数”，即是首先确定国家每年各项支出的数额， 然后根据这个数额向人民征收。这样，收支都预先有一定的数额规定，然后按计划进行收支，从而有效防止浮收滥支现象的发生，所谓“量出以制入”，这样做无疑有助于保持收支平衡。虽然他这里提出的“量出制入”只是根据“旧征额数”来确定要征收的税额，做法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那样完善，但生在八世纪的杨炎开世界各国预算制度的先河实在难能可贵。
存世诗篇
《流崖州至鬼门关作》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赠元载歌妓》
雪面淡眉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
玉山翘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
史籍记载
1、《旧唐书·杨炎传》
杨炎，字公南，凤翔人。曾祖大宝，武德初为龙门令，刘武周陷晋、绛，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赠全节侯。祖哲，以孝行有异，旌其门闾。父播，登进士第，隐居不仕，玄宗征为谏议大夫，弃官就养，亦以孝行祯祥，表其门闾。肃宗就加散骑常侍，赐号玄靖先生，名在《逸人传》。
炎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汧、陇之间，号为小杨山人。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神乌令李大简尝因醉辱炎，至是与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铁棒挝之二百，流血被地，几死。节度使吕崇贲爱其才，不之责。后副元帅李光弼奏为判官，不应，征拜起居舍人，辞禄就养岐下。丁忧，庐于墓前，号泣不绝声，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门闾。孝著三代，门树六阙，古未有也。服阕久之，起为司勋员外郎，改兵部，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已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
炎乐贤下士，以汲引为己任，人士归之。尝为《李楷洛碑》，辞甚工，文士莫不成诵之。迁吏部侍郎，修国史。元载自作相，常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初，引礼部郎中刘单；单卒，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贬，又引炎。载亲重炎，无与为比。载败，坐贬道州司马。德宗即位，议用宰相，崔祐甫荐炎有文学器用，上亦自闻其名，拜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负时称，天下翕然，望为贤相。
初，国家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辖，无失遗。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给为便，故不复出。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书，领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给其间，连结根固不可动。及炎作相，顿首于上前，论之曰：“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察焉。”诏曰：“凡财赋皆归左藏库，一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以为难，中外称之。
初定令式，国家有租赋庸调之法。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鉷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吏因其苛，蚕食千人。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
炎因奏对，恳言其弊，乃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善而行之，诏谕中外。而掌赋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炎救时之弊，颇有嘉声。莅事数月，属崔祐甫疾病，多不视事，乔琳罢免，炎遂独当国政。祐甫之所制作，炎隳之。初减薄护作元陵功优，人心始不悦。又专意报恩复仇。道州录事参军王沼有微恩于炎，举沼为监察御史。感元载恩，专务行载旧事以报之。初，载得罪，左仆射刘晏讯劾之，元载诛，炎亦坐贬，故深怨晏。晏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转运、租庸、青苗、盐铁使，炎作相数月，欲贬晏，先罢其使，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又献议开丰州陵阳渠，发京畿人夫于西城就役，闾里骚扰，事竟无成。
初，大历末，元载议请城原州，以遏西番入寇之冲要，事未行而载诛。及炎得政，建中二年二月，奏请城原州，先牒泾原节度使段秀实，令为之具。秀实报曰：“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炎怒，征秀实为司农卿。以邠宁别驾李怀光居前督作，以检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宁各统兵万人以翼后。三月，诏下泾州为具。泾军怒而言曰：“吾曹为国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治于邠，才置农桑，地著之安；而徙于此，置榛莽之中，手披足践，才立城垒；又投之塞外，吾何罪而置此乎！”李怀光监朔方军，法令严峻，频杀大将。泾州裨将刘文喜因人怨怒，拒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否则朱泚。于是以朱泚代怀光，文喜又不奉诏。泾有劲兵二万，闭城拒守，令其子入质吐蕃以求援。时方炎旱，人情骚动，群臣皆请赦文喜，上皆不省。德宗减服御以给军人，城中军士当受春服，赐与如故。命朱泚、李怀光等军攻之，乃筑垒环之。泾州别将刘海宾斩文喜首，传之阙下。苟非海宾效顺，必生边患，皆因炎以喜怒易帅，泾帅结怨故也。原州竟不能城。
炎既构刘晏之罪贬官，司农卿庾淮与晏有隙，乃用准为荆南节度使，讽令诬晏以忠州叛，杀之，妻子徙岭表，朝野为之侧目。李正己上表请杀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惧，乃遣腹心分往诸道：裴冀，东都、河阳、魏博；孙成，泽潞、磁邢、幽州；卢东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王定，淮西。声言宣慰，而意实说谤。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为皇后，上自恶之，非他过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诸镇者，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乃使中人复炎辞于正己，还报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诛炎矣，待事而发。乃擢用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炎转中书侍郎，仍平章事。二人同事秉政，杞无文学，仪貌寝陋，炎恶而忽之，每托疾息于他阁，多不会食，杞亦衔恨之。旧制，中书舍人分押尚书六曹，以平奏报，开元初废其职，杞请复之，炎固以为不可。杞益怒，又密启中书主书过，逐之。炎怒曰：“主书，吾局吏也，有过吾自治之，奈何而相侵？”
属梁崇义叛换，德宗欲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诸军讨之。炎谏曰：“希烈始与李忠臣为子，亲任无双，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岂可信也！居常无尺寸功，犹强不奉法，异日平贼后，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驭之？”初，炎之南来，途经襄、汉，固劝崇义入朝，崇义不能从，已怀反侧。寻又使其党李舟使驰说，崇义固而拒命，遂图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势以讨崇义，然后别图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业许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统诸军。
会德宗尝访宰相群臣中可以大任者，卢杞荐张镒、严郢，而炎举崔昭、赵惠伯。上以炎论议疏阔，遂罢炎相，为左仆射。后数日中谢，对于延英，及出，驰归，不至中书，卢杞自是益怒焉。杞寻引严郢为御史大夫。初，郢为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讽御史张著弹郢，郢罢兼御史中丞。炎又夙闻源休与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为京兆尹，令伺郢过。休莅官后，与郢友善，炎大怒。张光晟方谋议杀回纥酋帅，炎乃以休为入回纥使，休几为虏所杀。郢寻坐以度田不实，改为大理卿，时人惜之。至是，杞因群情所欲，又知郢与炎有隙，故引荐之。
炎子弘业不肖，多犯禁，受赂请托，郢按之，兼得其他过。初，炎将立家庙，先有私第在东都，令河南尹赵惠伯货之，惠伯为炎市为官廨。时惠伯自河中尹、都团练观察等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诘案。御史以炎为宰相，抑吏货市私第，贵估其宅，贱入其币，计以为赃。杞召大理正田晋评罪，晋曰：“宰臣于庶官，比之监临，官市贾有羡利，计其利以乞取论罪，当夺官。”杞怒，谪晋衡州司马。更召他吏绳之，曰：“监主自盗，罪绞。”开元中，萧嵩将于曲江南立私庙，寻以玄宗临幸之所，恐置庙非便，乃罢之。至是，炎以其地为庙，有飞语者云：“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语闻，上愈怒。及台司上具狱，诏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诏曰：“尚书左仆射杨炎，托以文艺，累登清贯。虽谪居荒服，而虚称犹存。朕初临万邦，思弘大化，务擢非次，招纳时髦。拔自郡佐，登于鼎司，独委心膂，信任无疑。而乃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加以内无训诫，外有交通，纵恣诈欺，以成赃贿。询其事迹，本末乖谬，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但以朕于将相，义切始终，顾全大体，特有弘贷，俾从远谪，以肃具僚。可崖州司马同正，仍驰驿发遣。”去崖州百里赐死，年五十五。
炎早有文章，亦励志节，及为中书舍人，附会元载，时议已薄之。后坐载贬官，愤恚益甚，归而得政，睚眦必仇，险害之性附于心，唯其爱憎，不顾公道，以至于败。惠伯亦坐炎贬费州多田尉，寻亦杀之。
2、《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三·画四》·杨炎传
杨炎，唐贞元中宰相。（明抄本“相”字下有“出贬崖州”四字。）气标王韩，（明抄本“王韩”作“风云”）文敌扬马。画松石山水，出于人之表。初称处士，谒卢黄门，馆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发言。杨恳辞去，复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潜令人将数百千至洛供给。取其家书回，以示揭公。公感之。未知所报。卢因从容，乃言欲一踪，以子孙宝之，意尚难之。遂月余图一障。松石云物，移动造化，世莫覩之。其迹妙上上品。（出《唐画断》）
译文：杨炎，唐朝贞元年间官至宰相。他的气节，可以做王维、韩愈的榜样；他的文章，可以敌扬雄、司马迁。他画的松石山水，高出一般人。杨炎起初只是位隐士。虽然很有才学，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也没有出来为官。他曾经拜见过在宫内任给事的卢黄门，受到优厚的款待。卢给事知道他擅长绘画，有心求他给绘一幅画，又不好意思开口。杨炎要告辞回家，卢给事诚恳地苦苦挽留他。得知杨炎家在洛阳，生活很困顿，缺衣少食，卢给事心中很不安。他暗中派人带着几百千钱去洛阳杨炎家，供给他家人的日常用度，并带回一封家书给杨炎。杨炎非常感动，不知道怎样去报答。卢黄门这时才说他想请杨炎画张画，传给后代子孙很好的珍藏，但是始终不好意思说。杨炎听了后，立即答应下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卢黄门画了幅山水。画上的松石云等物像，就象将大自然中的真景实物移到画上来似的，人们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山水画。这幅山水画，堪称稀世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