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刘子玄简介

刘子玄简介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着。

简介

   刘知几(661年-721年) 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  《刘知几评传》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年)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史通》目录(明刻本)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  《史通》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  《史通》研究相关书籍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唐末柳璨着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之通行本。

个人简历

  公元661年出生。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授怀州获嘉主簿,曾多次上书言事。   圣历二年(699年)任定王府仓曹,并奉命与李峤、徐彦伯、徐坚、张说等共同编写《三教珠英》。     《史通》研究相关书籍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着作郎、左史、凤阁舍人、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   长安三年(704年),与李峤等撰修唐史,成《唐书》80卷。曾探究本族历史,撰《刘氏家史》及《刘氏谱考》。   神龙二年(706年)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隶》。   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书成于景龙四年。   开元初(714年),迁左散骑常侍。   开元九年(721年),儿子刘贶做太乐令犯罪,为之申辩,玄宗怒而贬其为安州别驾。同年卒,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赐谥“文”。

著述传家

  刘知几在景云元年(710)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兼修国史,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是东宫官,东宫有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总司经、  刘知几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崇文馆也是东宫设置的。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名崇文馆。崇文馆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银青光禄大夫的封号在官秩上相当于从三品。这年,李隆基立为东宫太子,因为刘知几的“几”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为避太子名讳,知几便废名而以字行,因称刘子玄。上述情况可知,知几在玄宗为太子时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积极性。景云二年(711),皇太子李隆基将亲释奠于国学,主管部门草拟仪注,决定让随从官员都乘马著衣冠,刘知几以为不可,上议驳斥。   玄宗先天元年(712),刘知几奉诏与柳冲等改修《氏族志》。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刘知几与友人吴兢撰成睿宗、则天、中宗三朝实录,奏于执政,请援例恩赏。这是知几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国史、实录修撰。其中《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刘知几与吴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实录凡七十卷,这是他撰成《史通》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除上述与吴兢合修三朝实录外,还曾单独撰修过《睿宗实录》及《太上皇实录》。还有同吴兢合修的《高宗后修实录》。这样,刘知几实际上参与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实录的修定工作。四朝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旧唐书》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包括吴兢、韦述等人相继撰述的《唐书》和各朝实录。刘知几对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详细地记载,做出了极大贡献。仅从这方面的成就而论,刘知几也不愧为一名称职的史官。朝廷奖励其修史之功,封他为“居巢县子”,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几的长子刘贶任太乐令,触犯法律而判罪流放。为此事,知几“诣执政诉理”,皇帝听到十分震怒,于是贬授他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安州治在安陆县,就是今湖北安陆县北,已是远离京师。别驾,较之左散骑常侍,降级一品。旅途的辛劳,贬官的苦闷,使刘知几到了安州不久就去世了。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赐谥“文”。

学术思想

  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这些论点,都给后代散文家以启发和影响,乃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着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着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苏渊曾把刘知几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初步总结。他指出:刘知几偏重“史法”。《史通》首创,重点放在编纂学上;《通志》继轨,全力集中在“独见别裁”的“义例”上;就刘知几的成就,进行了初步概括,并把其中不同论点和前后继承扬弃的关系,略加疏证(《读史举要》第八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主要著作

  刘知几着有《刘氏家乘》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史通》二十卷、《睿宗实录》十卷、《刘子玄集》三十卷;合着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姓族系录》二百卷、《唐书》八十卷、《高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则天皇后实录》三十卷。   有文集三十卷,已散佚,仅有《史通》传世。《全唐文》录其《思慎赋》、《奏记肃至忠》等文。《全唐诗》仅录其诗一首。敦煌残卷《珠英学士诗》中尚存诗三首,收入《全唐诗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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