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阮籍简介

阮籍简介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

生平

基本资料

　　阮籍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

史料记载

　　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竹林七贤之一阮籍》。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人物事迹 　　阮籍 3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个人作品大人先生传

　　大人先生传：赋体散文，内容上写大人先生对儒家礼法之士的反驳，以虱子做比。实际是讽刺儒家礼法制度和君臣制度。写法上把汉赋的问难体与玄思类骚体相结合，形成一种超拔犀利的艺术效果。

晋书· 阮籍传

简介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竹林七贤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

为官经历

　　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豪翘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拥篲；邹子处于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今籍无邹、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见采择，无以称当。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余税。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济世之志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放浪形骸的阮籍焉。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　　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

阮籍对后世的影响

五言诗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阮籍狂饮图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晋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瘐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阮籍的《咏怀诗》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阮籍的诗形象得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抒情组诗的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影响极为深广。后人给予“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是当之无愧的新形式，开后代左思《咏史》组诗，陶渊明《饮酒》组诗的先河。 五言咏怀诗 　　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其二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莆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其三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其五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其八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其十二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裘裳。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其十三 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　　 其十四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帏。感物怀殷忧，悄悄令人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　　 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有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万悟羡门子，嗷嗷令自嗤。　　 其十六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气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对曹雪芹的影响

　　研究阮籍其人、其诗，难免让人想到《红楼梦》——阮籍的狷狂痴态、朦胧的诗篇、如履薄冰的处境以及对心理平衡的艰难追求等，都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影子。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现象吗华喦绘《七贤图》其实，若论阮籍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之间的联系，也并非毫无缘由。　　首先，曹雪芹倾慕阮籍。曹雪芹字“梦阮”（另说号“梦阮”），这“阮”应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梦阮’之一别号的背后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对阮籍的梦想是并非泛泛的。”（《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的诗句，用阮籍（世称阮步兵）青白眼的轶事来称赞曹雪芹不肯随波逐流的傲世态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友人的赠诗揭示了曹雪芹与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与阮氏在历史上有亲缘关系。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孙，敦诚曾写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寄怀曹雪芹》）诗中“奇气”的评价颇为传神，建安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到了《红楼梦》，的确体现出“文采风流今尚存”（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了。汉魏之际，曹氏与阮氏关系密切，阮籍之父阮瑀是曹氏父子身边的文官，父死之后，阮籍仍受曹氏的关怀。当然，曹雪芹“梦阮”不仅因为某种亲缘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阮籍是他心灵的知者、行为的楷模。

对《红楼梦》的影响

　　此外，《红楼梦》的朦胧意境与阮籍的《咏怀》诗很相似。阮籍的诗朦胧曲折，仅“孤阮籍半身像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两句，就有三种以上的解释,至今难以定论。《红楼梦》书中也曾提到阮诗，黛玉教导香菱学诗时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这里谈到了“阮”，足见作者对阮籍的重视。不过，这段话还隐含了一个问题：中国诗史上，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从诗佛、诗圣、诗仙、陶、谢、瘐、鲍、阮籍、嵇康，再上溯到建安时代，便数三曹七子了。而《红楼梦》中只提了一个在当时年辈较小、存诗较少的应玚来代表建安作家，对才高八斗的子建、开一代文风的曹操和首倡“诗赋欲丽”的曹丕都故意避讳，恐怕是弦外有音的。“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从敦诚《挽曹雪芹》的诗句中可见，曹雪芹不仅世袭了建安曹氏的风骨，也承继了正始诗人含蓄曲折的风格。书中象这样闪烁其辞者不计其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与其说《红楼梦》在写作上颇具匠心，不如说它象阮籍扑朔迷离的《咏怀》诗一样煞费苦心。　　阮籍与曹雪芹之间的诸多联系，增强了笔者比较研究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下面将通过四个相似点具体分析阮籍对《红楼梦》的影响。　　（一）　时人多谓痴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都有“痴”的特征。《晋书·阮籍传》：“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时人多谓之痴。”《红楼梦》的篇头诗即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描绘宝玉的《西江月》词云：“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曹雪芹“痴”的自述以及对宝玉“似傻如狂”形象的塑造，都与阮籍的“时人多谓痴”酷似，不仅形似，而且神似。相似点是他们的“痴”都由于和“时人”不同。　　阮籍和《红楼梦》中的宝玉都曾经被统治者所重视——阮籍受过当时持掌朝廷大权的司马昭的关心和庇护,司马氏甚至用联姻来拉拢他。（参见《晋书·阮籍传》和《晋书·何曾传》）宝玉也深得贾府至尊贾母的宠爱，其实，贾政对他的严厉也是一种望子成龙的爱。然而，得到当权者关爱的前提是他们必须顺服。正因为他们不安于头上那片庇荫，他们才成了“多余人”。不是现实社会要抛弃他们，是他们在摒弃黑暗社会。他们都很孤独，但那是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大凡历史先行者每每以痴狂的反常形态为当时世俗所不容，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即是两个典例。　　阮籍的放达形象常被视为魏晋风度的化身，他曾创造过一醉六十天不醒的醉酒记录，然而他的神志却始终是清醒的。正始时期，由于阮籍的影响，阮氏家族以清谈闻名。阮籍之侄阮咸因放达也被列入竹林七贤，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想效仿，却遭到了阮籍的反对。他之所以阻止儿子放浪纵恣，“盖以浑（阮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了。”（戴逵《竹林七贤论》）他担心儿子只知其表不解其里，自己的狷狂中蕴含着老庄玄学的思想积淀，埋藏着愁肠百转的世事忧苦，其精神实质是难以效仿的。险恶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将灵与肉分开，形醉而神不醉。（见拙作《阮籍现象的文化意蕴》，《求是学刊》1996年3期）《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从行为到精神几乎也构成了魏晋风度，透过他与阮籍的相似点，我们不难体会出宝玉“似傻如狂”的疾呆外表下面所蕴藏的深邃思想。　　如果进一步从同中求异，相比之下，贾宝玉对“古今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张锦池《究竟是回归，还是叛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社会观念的比较研究》，《红楼梦学刊》1996年2期）比阮籍单纯的对曹魏政权的失望、对司马氏统治的反抗，意义更为深刻。阮籍否定的是个别的（魏晋之交）黑暗年代之下的入仕之路，而《红楼梦》是对所有封建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所以后者的痴、狂在阮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更富有精神价值了。　　（二）谁云玉石同? 　　阮籍《咏怀》第五十四首：“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楚辞九章曰：‘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王逸注曰：‘贤愚杂厕。’”阮籍在此倾诉了对贤、愚不分的现实的不满。也可曲折地理解为玉石纵殊，同于灰烬的无奈。　　阮诗此句可以引发对《红楼梦》中玉、石意蕴的思考。关于《红楼梦》的主旨从玉还是从石的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而认为舍玉从石者较多，笔者曾撰文论及。（《〈红楼梦〉对水、石意象的拓展》，《红楼梦学刊》1996年3期）现在看来，对玉、石之争的问题应该采取立体的视点：第一，在表层上，是弃玉从石，返朴归真的。第二，在深层中，《红楼梦》的作者在维护主人公外石内玉的品质。这“玉”的象征意义不是金子般的贵重，而是清水一样的高洁。《红楼梦》中三个品性高洁的人物都以“玉”字为名，即宝玉、黛玉和妙玉。足见作者对玉并非持厌弃的态度，而是苦于不被理解，被与金银铜臭归为一族。作者真正厌弃的是“金玉良缘”。正因为宝玉的怀玉之质不被世人认识，世人真、假不辨，宝玉才名“假（贾）”实真，这是《红楼梦》的辩证内蕴所在。　　（三）终身履薄冰阮籍　　《咏怀》第三十三首中描述的情景与《红楼梦》中黛玉的处境相似。　　阮籍和黛玉都是富于含蓄美的悲剧人物。“悲剧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受难负有责任。”（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阮籍和黛玉的悲剧除客观环境外，也是他们自身的性格悲剧。内向的性格和隐曲的处世方式导致了其悲剧的加剧。黄节评阮籍这首诗时说：“‘终身履薄冰’，所以昭其慎与！”（《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处世之“慎”（曾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者”）也体现在他《咏怀》诗的创作上，其朦胧曲折的风格，造成“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李善注《文选》）的艺术效果。林黛玉虽然才思敏捷、伶牙俐齿，但在与宝玉的爱情婚姻问题上，却从不直吐心曲。她只在诗中悲叹：“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识秋心?”与阮籍的“谁知我心焦?”、“辛酸谁语哉！”等诗句如出一辙。“古未有儿女之情日以泪洗面者，古亦未有儿女之情而终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儿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与私者。”（清·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辩·林黛玉论》，《红楼梦卷》第1册）的确，黛玉熟读《西厢记》,却不曾借红娘牵线。阮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黛玉更甚之，她追求那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的境界。　　在阮籍与黛玉的人生悲剧中，性格是重要因素，但环境的污浊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言行都表现为不合流俗。阮籍之所以如履薄冰，是因为他不肯随波逐流。试想，司马氏给他许多次高就的机会（如联姻等），他都消极反抗，所以艰难地保全他的名节。黛玉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不逢迎权势，以致于把贾母喜爱她这一良好的机会都渐渐丧失了。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很多都反映在黛玉形象上，“她不仅对贾宝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自由的表现默然相契，而且从不劝他去投身举业，走‘仕途经济’的封建道路。”（蒋和森《红楼梦引论》，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4期）黛玉与阮籍相似，也反映出曹雪芹对阮籍人格、诗境的倾慕。　　（四）求仁自得仁　　阮籍《咏怀》第十三首的诗尾写道：“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红楼梦》戚序本存一条脂（砚斋）评云：“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论语·述而》：“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圣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阮籍诗和脂评都典出《论语》，意蕴也很相似。　　阮籍此诗结尾的前两句是“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整体诗意是说，无论是李斯、苏秦，还是伯夷、叔齐都死得其所。李斯辅秦、苏秦辅六国，后有东门之悔、车裂之殃，都杀身而死；伯夷、叔齐，身为商臣,不食周粟，守节而死。他们或出为显宦，或隐遁深山，都遂其心愿，故死而无憾。这是阮籍所向往的。魏晋之际，司马氏为篡夺魏政权，一方面杀人如麻，一方面拉拢名士；前者使国人“道路以目”，后者企图树立几个投降归顺的样板以警世人。所以，摆在魏晋人士面前的两条路——仕与隐都充满鲜血。唯一能让人心理平衡的途径就是遂其心志。这一点，嵇康在拒绝山涛推举他做官时谈得更清楚：“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与山巨源绝交书》）　　《红楼梦》从言情的角度而论，就是在追求一种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的理想境界。脂评为《红楼梦》一书补充了这一意旨：“而绛珠之泪，偏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的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这是一种以“惜”为基础的“通灵”的情感现象。《红楼梦》打破了它以前的作品中“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以身相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等以婚姻为最终归宿的传统模式，对“情”进行了新的诠释。　　“现实中的爱情多半是失败的，不是败于难成眷属的无奈，就是败于终成眷属的厌倦。然而，无奈留下了永久的怀恋,厌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这又未尝不是爱情本身的成功。说到底，爱情是超越于成败的。爱情是人生最美丽的梦，你能说你做了一个成功的梦或失败的梦吗?”(周国平《人与永恒》第22页，上海人民出版1988年3月版)《红楼梦》也是一个梦，宝黛爱情是梦中之梦，这个梦的结局是超越成败、超越离合的。脂砚斋这段评语是对曹雪芹小说的补充和点化，是对《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升华，道出了黛玉泪尽而逝的美学价值。　　从阮籍“求仁而得仁”的诗句抽绎出的魏晋士人“遂其志”的理想追求，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宝玉和黛玉彼此在精神上“求仁而得仁”、各“遂其志”，的确再没有什么值得嗟叹和悲怨的了。这应该属于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