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大起大落的“名门之后”

柳宗元是我国唐朝著名文学家,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王安石和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鲜为人知的是,他的祖辈曾是皇亲国戚,而他本人则是曾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 祖辈曾是皇亲国戚 柳宗元出身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柳氏。唐朝人喜欢说自己先世出于高门,许多是不能相信的,但柳宗元的家族却是货真价实的门阀贵族。北朝时期,黄河以东地区的柳氏,就与薛氏、裴氏一起,并称“河东三著姓”。唐朝立国后,柳氏也被皇室倚重。唐高宗李治一朝(公元649年—683年),柳家光在尚书省(相当于国务院)同时做官的就达20多人,权倾一时。 但也就是在高宗时期,柳家开始走向衰败。当时,柳宗元的高伯祖(与柳宗元之高祖子夏为兄弟),高宗第一任皇后王皇后是高宗宰相的外甥女。后宫斗争中,王皇后败于武则天,柳宰相也受到牵连,先是被贬,后来干脆被诛杀。武则天上台主政后,打击旧姓,柳氏从皇亲国戚降为普通人,仅剩下良好的家风不绝如缕。 柳宗元的老朋友韩愈,说柳宗元正直、真诚,不计利害,为理想奋不顾身。柳宗元的这种品性正遗传自他的父亲柳镇。柳镇曾在晋州(今山西省境内)做官,他的上司是个粗暴而嗜杀的武夫,官府里的人都不敢得罪他。看到无辜受刑的人快要被打死时,只有柳镇会去据理力争,甚至亲身为无辜者抵挡鞭笞棍棒,即使上司暴怒也毫不退避。 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也出身世家,通晓诗书,文采不凡。柳宗元4岁时,父亲孤身在外,卢氏带着孩子们暂住长安西郊乡下。家中没有书籍,她就背诵口授。 稍大一些,柳宗元开始跟着在外地做官的父亲游历,增长了见识,锻炼了文采。十一二岁时,他随父亲在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李兼的幕府中生活了一段时期。李兼幕府中人才很多,像当时著名的文人权德舆、杨凭都在其中。柳宗元在父辈的圈子里,已经受到瞩目,被看成是“童子有奇名”者,杨凭还将9岁的女儿许配给他。 公元789年,柳镇担任殿中侍御史,是个监察部门的小官员,却在审理案件时得罪了权倾一时的宰相窦参,被陷害而贬到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17岁的柳宗元为父亲送行,走了近百里,依依不舍,而刚强的父亲,只对儿子说了一句“吾目无涕”,就踏上了远去的道路。 胸怀大志却政坛失意 公元792年,陷害了柳镇的窦参获罪贬死,陆贽为相,气象更新,柳镇冤案昭雪,柳宗元也在第二年中了进士。又过了5年,他考中博学鸿词科(由吏部,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人事部所举行的人才选拔考试),被正式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这一年他才26岁。 集贤殿书院正字,相当于皇家图书馆的校对员,是刚入流的小官。按唐朝惯例,进士出身,授正字,然后出任京畿的县令、县尉(相当于县长、县公安局长),再回中央做官,是仕途上的快车道,柳宗元在集贤殿书院正字任上3年期满,就调补为京畿地区的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县尉,无疑是踏上了升迁的捷径。 实际上他并未到任,由于才华出众,柳宗元被留在京兆府(相当于首都市委)负责文书工作。同时,他也活跃在长安才俊之士的圈子里,与刘禹锡、韩愈等一批俊彦之士,友情甚笃。这批青年才子胸有大志,常在一起针砭时弊。公元803年,柳宗元刚满31岁,调任监察御史里行(相当于国家监察部高级官员助理),走入了朝廷决策中心,好友刘禹锡等3人也同时被晋升。 这期间,柳宗元开始与王叔文结交。王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很有政治抱负。他棋艺精湛,曾在东宫陪当时还是太子的唐顺宗下棋,因帮助太子在复杂的宫廷斗争里站稳脚跟而深受信任。王叔文善于结交,到处为太子物色人才。柳宗元及其朋友们与王叔文政见相近,都成了他倚重的力量。 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顺宗顺利登基,着手进行改革。柳宗元此年升任礼部员外郎(相当于文化部兼教育部高级官员)了,在王叔文的带领下,他们这批年轻官员迅速推行新政,惩办贪官酷吏,整顿财政,抑制藩镇,打击宦官,雷厉风行,据史书记载,这些新政令“百姓相聚欢呼大喜”。唐顺宗的年号是“永贞”,这场革新史称“永贞革新”。 然而,官场一旦腐朽,其衰亡就成为必然——大唐王朝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到后期,王叔文等人遇到的强力反弹便可想而知。尤为不幸的是,如果顺宗是个清醒健康的皇帝,多少还可以给他们倚靠,不幸顺宗在即位前一年(公元804年),突然中风,无法言语,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朝廷百官对王叔文等人擅权的猜疑,自顺宗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中断过。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打压的宦官、藩镇以及不满的朝臣,迅速集结成反对力量。太子李纯,则逼迫顺宗禅让,自己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宪宗。手中完全没有兵权的王叔文,面对这样的变局,也只能束手就擒。 宪宗刚一上台,就宣布把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官员贬到地方去当司马。所谓的“司马”,是地方上编制之外不得参与处理政务的闲官,实际上相当于流放了。少年苦学的柳宗元,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走进政治的最高核心,然而无情的政治,也在转瞬之间,让他从巅峰跌落谷底。 带着悲伤离开人世 柳宗元被贬的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地处湘江上游,属于丘陵地带,在唐代是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地区。柳宗元到任后,没有住所,只能在永州城里龙兴寺的西厢房里安身。第二年5月,随他一同前来的老母亲就因长途颠簸,加之受不了南方的炎热和潮湿,一病不起,又因缺医少药,撒手而去。母亲离世前,对心境萧索的儿子说:“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耿耿于怀,我也从没有觉得过得不好。” 母亲去世后,柳宗元自己的健康迅速恶化,脾脏肿大,消化不良,严重时一两天发作一次,吃不下东西,视力模糊,旁人说话的声音一高,就心慌不止。他自己懂一些医理,想买一些茯苓来调理,结果集市上卖的是用芋类假冒的茯苓,吃了病情反而加重。在龙兴寺熬了四五年后,他才有了自己的家。新家临着溪水,地气湿热,不久他又患了脚气病,双脚肿胀。 与身体的病痛相比,心里的压抑是更痛苦的。柳宗元早年才华过人,仕途又很顺利,性格刚直,议论不避利害,在长安被人称为“狂疏人”。作为“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他当政时,来巴结他的人在门口排长队,无非是想走门路,弄个一官半职。对于这些要求,柳宗元不肯徇私,“百不得一”。随着柳宗元政治的失势,人们对其才华的嫉恨、心意不遂的恼恨,一齐发泄了出来,骂他的污言秽语不绝于耳,有些人甚至靠污蔑和诋毁他来讨好新贵,一时之间“群言沸腾,鬼神交怒”。 柳宗元在永州过得很孤独,很少与人往来。他希望能回到长安,在永州待了5年以后,他就不断给京城的亲友旧交写信,盼着有人能施以援手,但人们都无能为力。当时宪宗统治下,时事已经平稳下来,但柳宗元却是在绝望中一待就是10年,完全看不到出路。 有个朋友听说柳宗元很痛苦,远道来探望,看见他并没有悲涕不止,以为传说不实。柳宗元对他说,你知道吗?长歌之哀,过乎恸哭,我这已经没有眼泪的痛苦,要超过那悲涕不止1000倍啊。 公元815年,事情似乎有了一线转机。当时的宰相韦贯之,很同情柳宗元等人的遭遇,将柳宗元、刘禹锡等5人召回长安。接到消息,柳宗元十分兴奋,一个月就回到京城。刘禹锡在兴奋之中,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诗中对长安的新贵不无讥讽。 不愿看到柳、刘重归政坛的权贵,抓住此诗大做文章,坚决反对他们返回朝廷。永贞那场政变的阴影,也没有在唐宪宗心里完全消退,反对意见立刻得到他的支持。柳宗元等人2月回到长安,3月14日就宣布他们全部出任边远地方的刺史。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比永州还要远2000里。 在柳州,柳宗元尽自己的努力为政一方,取得不小的政绩,深受百姓爱戴。但漂泊的愁苦,折磨着他病弱的身躯,内心的悲伤,一刻也没有缓解。在柳州任所去世时,柳宗元年仅47岁。 文章必传于后 痛苦对人的砥砺,是未曾经历苦难的人难以体会的。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说,在我哥哥未贬黄州之前,我们的文章不相上下,但黄州之后,我却再也不能望到他的项背。这种境遇同样发生在柳宗元身上。 早年在长安时,柳宗元就以文采名动一时。离开长安,在长期几近绝望的贬谪生活里,他的文章日益褪去表面的辞藻,追求文以明道,走向雄深雅健的深邃之境,其中《封建论》等理论长篇,《永州八记》等山水小品,以及《江雪》、《捕蛇者说》等诗文,都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这无疑是他思想日趋深沉,精神不断精进的结果。 在孤独的贬谪之地,柳宗元深刻地反思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认为早年仕进顺利,的确有些“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加上“性又倨野”,无疑忤逆了权贵。但是,他却未因此变得圆滑起来。他到永州一年后,王叔文被赐死,罪名是乱国,舆论指责蜂拥而至。一般人即使不努力撇清自己与“罪人”的关系,也要保持沉默,但柳宗元在给友人的信中,还是如实提到自己早年与王叔文亲善,“交十年”。 政治失意后,因为自己当初的锋芒与才华,柳宗元受尽倾轧与奚落,但他还是对政治上庸碌无为、明哲保身的态度,给予最大的抨击。在一封写给岳父的信中,他明确提出,那种没棱角、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老好人式的官吏,是政治的大害。 柳宗元去世后,他的灵柩终于返回了日思夜想的长安。好友韩愈从遥远的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寄来了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其中写道:如果柳宗元早年能像他后来当司马、刺史时那样老成一些,也许他就不会离开长安;贬斥以后,如果有人能拉他一把,也许他就不会沦落至此;然而,如果他不是这样绝望无助到极处,也许文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必传于后”。 一个仕途显达的柳宗元,和一个官场失意、人生绝望却文章“传于后”的柳宗元,孰得孰失呢?历史无法分辨,如同命运难以抗拒一样。但他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价值,一定会被后人认识!(据《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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